韩登安（1905—1976），原名竞，字仲铮，曾署名耿斋、安印、印农，晚年自号无待居士、本翁、西泠印人、湘南韩氏仲子等。萧山义桥镇人，少年随父居杭州。家境清贫，仅读了二年私塾，未正式上学。

　　17岁开始为人刻印，至杭州解放前，一边在旧政府任文书工作。同时，刻苦钻研篆刻，并进入西泠印社，任总干事。新中国成立后，因曾为旧政府工作人员，虽经人民政府组织的政训班学习两年，但未分配工作。为谋生计，继续为人刻印。1957年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并就命恢复西泠印社，创办杭州湖滨书画社，虽做出了一定的业绩，但因“历史问题”一直处于社会边缘，没有正式就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更是受到冲击。身处困境，却视篆刻艺术如生命，不为生活的困顿而放弃，兼收并蓄，独创小字印和多字印，终成一代篆刻名家。1976年3月，在贫病交加中悄然去世。

　　寒门出高手

　　韩登安出身书香门第，但到祖父辈已经破落，父亲是个穷书生，在杭州某机关以抄写文书谋生。韩登安年少随父居杭，因无钱上学，于16岁时进武林铁厂做学徒，不久，即因患肺结核病被辞退。

　　受父亲影响，又迫于生计，韩登安17岁便开始为人刻印，略收薄酬，补贴家用。在既无学历，家无余资，又无背景，并且患肺结核病的困境下，韩登安只得借刻印手艺糊口。然而，父亲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刻印的学问很深，《说文解字》中每一字便有多种字体，要刻好印，就必须从《说文解字》学起，练好书法，先学好正、楷、隶、草，然后再研习各种篆书。

　　韩登安记在心里，更加努力地习练书法，仅篆书的摹写就花费了上千张毛边纸。他又设法借到几部印谱，日夜摹写印谱上的字体，足足摹写了12本。这时有旁人开导说，自习而未经师傅指点恐难成气候，因而他开始跑位于西湖孤山的西泠印社，虚心求教于印社中的金石书画名家，如张释如、周佚生、叶轩舟等先生。其中父亲的小学同学王福庵先生，不仅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更是篆刻名家，便由父亲出面请求拜他为师。作为同学之子，王福庵满口答应，知他家境困难，还特地从上海汇来10元车费，让他到自己在上海的寓所跟自己学习。因韩家清贫，加之韩登安谦虚好学，王福庵打破惯例，既不举办拜师仪式，也不以师徒相称，与韩登安父亲商定，以伯父叔侄相称。

　　或许因已经熟读了《说文解字》，已习练了各种字体，为刻印而习写反体字也得心应手，因而在王福庵看来是悟性颇高，故在上海日子不长便交代了作业，命他到家中自习，并将作业邮寄给他做批点。由此，韩登安的篆刻手艺得到极大提高，师傅王福庵也为寒门出高手而感到高兴，对他寄予厚望。

　　1933年秋，王福庵到杭州参加西泠印社30周年纪念展，其间，韩登安随大伯师傅“远师秦汉铸凿法，近习浙派赵次闲”，大伯深感满意，并与数位社友一起推举韩登安加入西泠印社，韩登安喜出望外，自此更加努力，又摹写了十多册各种字体的印谱。如是三四年，他的篆刻已受到印社同仁的好评。但他并没有沾沾自喜，深感艺无止境，一如既往地习练。

　　不久，因他能够写一手好字，被友人推荐到省议会，后又转到省政府任文书。在官场上他的字虽已拿得出手，也可以此结交附庸风雅的官员，但韩登安一向低调为人，有人求字，总说自己写得一般怕让人见笑而婉拒。他善于篆刻逐渐为人所知，不少人前来求印，他也是能推则推，能谢绝则谢绝，从未在大庭广众显摆自己。有人说他太忠厚，他确实忠厚，始终没有以自己的书法、篆刻去攀龙附凤，始终保持书生本性。

　　1933年加入西泠印社后，他便把印社当作自己的家，还在百忙中担当起了印社的总干事。这个干事并非什么职务，而是实实在在的“干事”，——维护印社庭院房屋，看守印社内的一切物品，打扫印社庭院，确保西泠印社的幽雅环境不受损坏。他以他的勤快，赢得了印社同仁的一致赞许，更赢得众多社友和名家的扶持和指教，使他的篆刻技艺开始升华，渐渐成为浙派篆刻艺术的继承者。

　　印社是我家

　　韩登安自17岁为人刻印始，便与西泠印社结下了不解之缘。起初，他只是作为一个爱好篆刻的青年，经常到那里去观摩。自1933年正式成为西泠印社社友，尤其是被推举为总干事以后，他更把印社当作自己的家。后任会长的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曾说：“过去西泠印社是马叔平任社长，韩登安任总干事，但负责的还是韩登安。”

　　韩登安不喜欢张扬，作为干事的他默默无闻地操持着印社的杂务和每年春秋两季的传统仪式及日常活动。而这些大多是在工作之余做的。新中国成立初，西泠印社仅作为西湖边的一个景点，供人游览。1956年，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提出恢复印社，并致信在杭大任教的夏承焘负责恢复事宜。夏承焘先生虽有这个资格，但毕竟有点年纪，便想到了曾任总干事的韩登安。夏老的召唤，唤醒了韩登安骨子里的那份责任和情感。韩登安虽自知人微言轻，仍兴奋不已，更感到义不容辞，着手为复社这事张罗奔波。他拖着虚弱的身体，数次拜见当年浙江省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的负责人黄源，得到黄源认可。嗣后，他在省文化局的领导下，穿梭于老社员之间，沟通、联络，奏响了复社的乐章。

　　其时，韩登安虽然已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但在那个年代，他作为从旧政府过来的人深感办实事可以，但承担不起具体的责任。由此他提出了组建一个筹委会和恢复印社营业部的建议。这是因为西泠印社名声在外，尽管当时仅为一景点，却仍不断有来人来函询问、求教、求购。而经管这些琐事，似乎更合适于他。不久，省文化局正式告诉韩登安，印社为“公助民办”性质，叫韩登安放开手脚，自行筹备。并借给他5000元，作为恢复营业部的开支，但言明这借款以后要在盈余中归还。为此韩登安联络了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浙江美院教师诸乐三、省文管委的沙孟海、省文联吴洪等人，在张宗祥家中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他这才张罗营业部的用具、营业许可证、发票等具体事项。印社顺利地正式对外开放后，先后接待了朱德委员长和日本等地客人。

　　1959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省文化部门要求印社举办一个盛大的金石书画展，展示西泠印社深厚的文化内涵。韩登安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印社已受到上级和各方面的认可，举办展览更可扩大影响。担忧的是当时印社内竟然拿不出可供展出的藏品。韩登安只得拖着病体在杭州、上海来回奔波，通过老社员寻找藏家，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捐献或议价出售。经艰辛努力，总算于9月25日完成预展，书画、金石琳琅满目，得到省市文化部门的好评，更为以后西泠印社由私转公奠定了基础。

　　同年，由于印社由省管划归杭州市管，市文化局为扩大杭州的书画影响，决定在湖滨筹建一个书画社，扩大杭州文化艺术对外影响。韩登安又默默无闻地为筹建这个书画社付出了极大精力。

　　尽管韩登安为西泠印社、为杭州湖滨书画社的恢复、筹建，任劳任怨地做了大量工作，却一直是个编外人员，连基本工资都无处可领，一直处在社会边缘，虽然手有绝技，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有时只能在书画社楼上写写商品价码标签。同仁、友好心知肚明，也无能为力，但一致公认韩登安是西泠印社火种的传递者，主事于战乱时期，复社于困难时期，功绩不亚于创社四君子。

　　终于成名家

　　韩登安在师从西泠印社前辈王福庵习艺时，就没有照样画葫芦，“非袭其貌而求其神韵”。他通过老师圆浑线条的表象，抓住老师稳健的立骨刀法，“以刀法强调笔势，在苍莽中求其浑穆”。并大胆地一改老师以圆为主的刀法，以方为主，方中有圆。师徒间似乎有些差异，不懂者以为韩登安没有学到师傅的正传，只有师徒俩心领神会，因为他们内在的骨力是一致的。韩登安学到了老师的深处，学到了浙派篆刻的精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印学史上，明清两代的诸多流派一传再传，几近定格。在韩登安看来要使篆刻艺术有所突破，必须推陈出新、继往开来。这需要篆刻者有丰厚的积累，韩登安刻苦钻研，在兼收并蓄中加以创新，这其中书法的根基必须扎实，韩登安习书60余年，除四体皆能外，又专攻玉箸篆，突破古法，做到外形匀整，线条深厚。但他仍不满足，年过六十仍不断摹写先人王若霖篆书千字文。同时，他又学余绍宋的绘画，得其苍润之势，运用于篆刻的刀法之中；又学吴昌硕的轻松淡荡画风，习黄士陵的隶书入印，林林总总上下求索。上及周秦两汉，下逮明清诸贤，从形式到内容，集众之长为己用，丰而不芜，赡而不杂，广泛汲取养分。并由此而编撰《浙江印章石研究》《明清印篆选录》，增补老师王福庵所著《作篆通假》，全方位、多层次地提升自己的学养，由平远而深邃，由秀丽而浑厚，将勃勃生机显于方寸之间。

　　韩登安的篆刻艺术之优，最突出的是表现在他的多字印。多字印并非他的独创，尤其是细朱文的篆刻在近代以来已相当普遍，而且技艺不断提高，韩登安则是其中之翘楚。既擅长朱文印，又注重于清秀浑肃的风貌。其师王福庵虽然也能多字印，但刻的往往是一两句诗词；而韩登安则能将完整的一首诗词刻于方寸之间。既继承了老师多字印的风采，又突破老师的字数和风格，自成一格。尤其是创作于1962年至1963年间的《毛主席诗词刻石》的多字印谱，合计36方，或取法战国楚器铭文，或取径金文汉隶、六朝碑刻，或以草书入印，或表现浙派传统面目，或采用吴让之、徐三庚家法。这其中以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为最，将114个字以细朱篆书刻于6.4cm×6.0cm的印石之上，分十行排列，篆法如行云流水，舒展自如，百看不厌，深受同行高度好评，或参展，或被收藏，在一般人尚不知书法为何物的年代，他受邀去为中小学老师讲课；在书法尚未登上院校大雅之堂的时候，韩登安可能是最早的播种者之一。他受印社之托为各地篆刻艺术爱好者传授要领，将己所长，和盘托出，以自己特有方式培育新人，他以朴实的语言诠释了篆刻艺术的高深。他有关篆刻的精辟论述在当时可说是无人能出其右。

　　韩登安虽身处困境，但专注于篆刻艺术的追求，为西泠印社的恢复和发展竭尽了全部精力和有限的财力。虽环境压抑，却没有怨天尤人；虽步履艰难，却自始至终对篆刻艺术精益求精。韩登安在篆刻上卓越成就，终成篆刻领域中的一代名家。